踏青这种节令性的民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源泉是远古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
《尚书·大传》曰：“春，出也，万物之出也。”在西周，万物萌动之时，迎春郊游于野外就已成为礼制。据《礼记·月令》载：“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至，以迎春东郊。”先秦时，齐国有“放春三月观于野”之俗;鲁、楚也有春日出游之习。这种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对后世影响深远。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上巳节，春游踏青也成为民俗活动。据《韩诗》：“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续汉书礼仪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涤祓除宿垢，为大洁”。这时踏青活动的主题，突出了“招魂续魄，拂除不祥”的“沐浴祓禊”。据《论语·先进》记载：“莫(暮)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王充《论衡·明雩篇》解释为：这是一种多人在渡沂水时表演像龙一样的行列舞蹈(另一种解释：是描写几个大人与儿童在沂水中游泳，然后到舞雩台上吹风的情景)。舞雩是在暮春时举行的一种祭礼，含有龙崇拜及祈雨等多种内涵。这里不仅记载了祭祀性的“舞雩”， 还描写了当时的春游踏青活动。
秦代以后，上巳节中过于放纵有关的节俗逐渐遭到禁止。除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风俗以外，只有迎春、踏青等少部分活动得以流传，而原有的求配偶、求生育的性爱色彩渐渐消弭。
从宋代起，踏青主要在清明节扫墓时进行。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曰：“三月清明日......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还在《帝京景物略·高梁桥》中说：“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在明人谢肇涮的《五杂俎》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逢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徵之声，坐客未有不堕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舃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踏青虽在一年之春，但具体时日常有出入。明朝冯应京、元朝费著、唐朝李淖，分别在文中指明踏青时节为正月初八、二月二日、三月初三。农历二月二日人们纷纷出城采蓬叶，备牲醴纸爆竹，为土地神庆寿行祭礼。后来，由于清明扫墓，正值春光明媚，草木返青，田野一片灿烂芬芳。扫墓者往往“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圃，列坐尽醉”，由单纯的祭祀活动演化而为同时游春访胜的踏青。
此外，踏青时节除了登山临水，游览春光之外，人们还同时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娱乐活动，诸如放风筝、荡秋千、蹴鞠、牵钩(拔河)等，内容更为丰富。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记载了当时杭州清明寒食时节踏青时还有百戏活动：“是日，倾城上冢，南北两山之间车马阗集而酒尊食罍，山家村店，享餕遨游，或张幕藉草，并舫随波，日暮忘返。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斛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
明清以来，踏青风俗亦然。《温州府志》记载：“清明扫墓而祭多有邀亲朋，拏舟击鼓铿金类游湖者。”《杭州府志》说：“二月花朝以往，士女急先出郊，谓之探春。画舫轻舟，栉比鳞集，先南屏，次放生池、湖心亭、岳王坟、卢舍庵，后入西陵桥、放鹤亭、比来皋亭山、刘坟村。每当春日，桃花盛放，一望如锦，游人多问津焉。”《金华府志》：“清明日，人家门户插柳枝，长行赏郊外名曰踏青，前后十余日祭扫先坟。”绍兴地区还在踏青时节进行祭祀大禹活动。《绍兴府志》记载：“三月五日俗传禹之生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垩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春欲尽，数日游者益众。千秋观前一曲亭亦竞渡不减西园，至立夏日止。”
清初潘荣陛所著记述北京岁时风物的专著《帝京岁时纪胜·岁时杂戏》也详细记载了清明时节扫墓踏青的情景：“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盆，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帝京岁时纪胜·岁时杂戏》)每至春回大地、草木皆绿的清明时节，人们纷纷兴致勃勃结伴前往郊外踏青，游玩、放风筝。特别是从清乾隆年间起，所修的许多地方志和地方文献中都记载了清明时节踏青、放风筝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