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女病人推门而进，紧接着她母亲也在门口露出头跟我打了个招呼。“那你先跟大夫先说说？”获得女儿同意后，她退了出去。
“我跟她商量好的。不想让她在场。”女病人（暂且称之为M吧）一坐下便这样说。
37岁的M，20年前被多家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此后服用“氯丙嗪”，病情维持还算稳定，共住过2次院。05年母亲认为M的病情一直没见“彻底痊愈”，就主动找医生尝试换“利培酮”，“齐拉西酮”，还加用过很多抗抑郁药，最后换成“氯氮平”，服用至今。近两年M出现反复洗手，医生认为是“强迫症”表现，服药后洗手次数和时间都明显减少。母亲认为还没全好，“大夫，你说她怎么老改不了啊？！”
和M的交谈相对“轻松”。漫长的病程，已经吞噬了她相当一部分的思维和情感。这让她的生活备受局限，也让我们的交谈更多地是“单行道”。我像个采访者，力图从M简短地回答中，挖掘她虽被疾病损伤但仍不时闪烁的兴趣和体验。她说经常爬香山，遇到“山友”（她还向我解释了这个新新词汇）时，还想和他们聊聊，但每次都被母亲制止，说“可能是坏人”。我问她怎么知道“山友”这个词的，她痴痴地笑了，“电视说的”。没有停顿，她又说，“邻居家还有狗呢”。我知道她的思维跳得很快，所以试探着问她喜欢小动物吗。她说喜欢，会甩尾巴。虽然这样的“幽默”不是她刻意为之，但说起狗时的神情已经传达了她情感中“快乐的那一部分”。尽管这是短暂的，也是不完整的。
谈完，M坚持要亲自取药，并且说不用母亲帮忙。待M离开，母亲进来，没说几分钟，又开始说“我还想和您讨论一下她的诊断。”
M的母亲已经满头白发，稀稀拉拉的刘海下显露出布满皱纹的额头，让人看了立刻会想到“愁苦”二字。不等我点头，她已经开始陈述她的观察和结论。“你上次说分裂症可能大。M刚开始也确实是有幻听和被害妄想；但奇怪地是，这么多年她再也没出现过幻听。我听说这病基本都复发，这点不太像啊。我还是觉得她就是焦虑、强迫。再就是不听话，我说东她说西，性格偏执。还有就是理解力太差，不会换位思考。”
在M来我门诊的大半年中，这种类似的交谈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M的父母在M病前半年离婚，此后M一直和母亲在一起。两人相依为命的同时，母亲总觉得这些年的诊断始终不清，“我就是接受不了她是分裂症”。
对于母亲，难以接受的又何止是“诊断”？似乎在M母亲的字典里，接受M的“不好”就是“向疾病投降”，否认M的“不好”就是“不放弃和病魔作斗争”，而改变M的“不好”则意味着“爱她”。
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两人的关系像根麻花，几乎天天拧巴着，时紧时松。母亲认为M叛逆，不愿听她的；M认为母亲总说自己不好，不想听她的。母亲认为M理解力差，M认为母亲过于偏执。每次吵架到互相评价这一步，母亲都会大哭一场。想到这么多年的操劳，她感到：很委屈。
我不知道，母亲的委屈和辛酸，M能体会到多少？我也不知道，M的不完美和努力，母亲又能体会多少？但我知道，想让母亲完全地接受M，是多么地难；想让M接受母亲的“不接受”，更是多么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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