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认知从哪儿来

自从成了这个星球的主宰者，人类就一直自诩为万物之灵。于是，古往今来，人类成员中的一些先知、圣贤们都以为自己可以洞察世界，无所不能，也为自己独有的抽象思维能力自豪，以为自己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规律、掌握了这个世界的真理，永远不会犯错。受这些先知们的影响，我们普罗大众也或多或少有了这样的信念。

但实际上，人类的整个进化史和文明史却表明，人类成员普遍存在着固有的这样或那样的认知缺陷，进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偏见。正是受了这样的认知缺陷及相应偏见的影响，人们不断地犯着相同或相似的错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也意识到这样的认知缺陷同样是一些精神异常的根源。

根据常识，人们形成认知缺陷和相应偏见绝对是个大概率事件。为什么？因为引导我们掌握认知模式和能力的人以及环境条件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换句话说，教会我们认识世界和思考的“教练”就有缺陷，同时进入我们意识领域的环境中也有大量可能误导我们认知的信息。

首先说“教练”。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学习、掌握认知模式的第一任“教练”或曰“导师”是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的基本认知模式是从自己父母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也可以说是父母言传身教带出来的，也必然打上相应的烙印。

例如，思维逻辑混乱的父母，可能会教出同样“拎不清”的子女；思维程序刻板固定、缺乏变通能力一、不会简化程序的父母，可能会教出只“认死理”的子女；有缺陷取向（deficit orientation）认知模式的父母，也教不出能关注事物正面和积极因素并乐观向上的子女；安全感不良，习惯于高估风险、追求过度安全的父母，也教不出勇敢坚强、勇于探索未知事物或敢于冒险的子女。

有上述认知模式缺陷的父母，注定会将其缺陷传递给子女。例如，在认知方面有缺陷取向的父母，对事物、对他人、对家人、对子女甚至对配偶都会有更多的负性评价和议论。他们的认知模式会更容易导致人际关系不良，自己的情绪也易于受到对事物负性认识和不良人际关系的影响而不快乐。若他们同时还有安全感不良、高估风险、过分规避风险的倾向，则更不太可能有积极探索和冒险行为，也就难以体验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成功的乐趣。

因此，这样家庭往往少有欢乐气氛和积极言行，在此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除了学习和模仿了父母不良的认知模式之外，还会受到不良家庭气氛的影响，不太可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高质量的友谊，更容易受到挫折并因此发生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确实见过难以计数的类似原生家庭和他们患了精神疾病的子女。

另外，认知发展水平较低且未学会运用正确的逻辑进行思维的父母，其子女也难有较高的认知发展水平和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有仅凭自己主观喜好或个人意愿来做判断、下结论这种所谓“想当然病”的父母，一定会教会自己子女运用同样的思维模式和推理策略，使他们也患上“想当然病”。而且，有这样思维模式的人，一旦发生抑郁，就极易出现某些妄想、幻觉等精神病性症状。这在临床病例中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再看环境。在没有接受过正确的逻辑思维训练或影响的社会环境中，多数人缺乏自发完善逻辑思维的意愿和能力，或者说，他们的认知发展停留在远低于“元认知”的较为幼稚的水平，自然也就更容易凭直觉和习惯来思考。这在缺乏科学底蕴滋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即不鼓励质疑“为什么”），尤其如此。

例如，对自然环境或现象的认知往往就是如此。人们会根据太阳的东升西落而相信太阳是围绕我们转动的；人们也会根据自己极目远眺看到平直的地平线而相信我们脚下的大地是平坦的。

同样，对于人类社会环境或现象的认知也相对习惯于以直觉解释问题。例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没有三分利谁肯五更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绝大多数人都信奉的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是绝大多数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人前哪个不说人，人后哪个不被人说”也被许多人信作金科玉律。尽管这些理念在中国有相对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但例外情况也并不罕见。而在欧美宗教文化背景下，舍己为人、尊重他人隐私也是受褒奖且得到广泛践行的社会道德准则，显然与我们大多数人的信念相左。

尽管上述环境条件影响的思维结果随着一个人成长、接受现代教育等有相当大的改变，但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却深刻地影响其一生。尤其是那些受父母过度保护、过度控制且未完成良好的社会化、安全感不良的人，会受到父母有缺陷认知模式的影响，社会交往范围狭窄、认知水平低下，全面继承了甚至“创造性”地发展了父母有缺陷的认知模式，终生都可能受制于这些缺陷认知模式而活在充满谬误观念的“自己的”世界里。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甚至终其一生都可能有严重的适应不良，并极易因此发生精神疾病。

以上就是我对人类有先天的或者难以避免的认知缺陷，并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偏见的认识和理解。当然，我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基于我精神科医生身份的偏见成分，因为我更多地是从精神病人及其亲属看到的这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