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等级不同的多个社会群体的一种方法，因学者们研究目的而异，这一分层标准各不相同，因此分层结果也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一分层标准的选择要使划分后的各阶层间有较明显的分界线，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标准选取是建立在社会成员某一方面的异质性而非同质性基础上的，因为大量社会成员的同质性的存在失去了社会分层的意义。
在西方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提出了划分社会阶层结构的三重标准，即经济标准――收入和财富的多少，政治标准――权力，以及社会标准――声望。现代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韦伯分层理论模式基础上进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有：韦伯-沃纳模式、帕森斯和布劳-邓肯的职业分层模式，达伦多夫等冲突论者的权力分层模式等。
不过，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涵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 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维度，并附之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与“常识”衔接，为一般人所接受。按职业将中国当代社会分为10层：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2、经理人员，
3、私营企业主，
4、专业技术人员，
5、办事人员，
6、个体工商户，
7、商业服务业员工，
8、产业工人，
9、农业劳动者，
10、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二、求医行为在社会分层中的不同表现
为了便于求医行为的论述，我将上述10层归纳为头部、体部、尾部三大块，简称HBT模式，形状与中国经济状况模式――橄榄型模式相似。
即两头小、中间大。
头部包括：
1、
2、3层。体部包括:
4、
5、
6、
7、8层。 尾部包括：
9、10层。但首先声明，我这种社会分层没有任何阶级意识，也没有人格上的区分意义，仅仅从求医的难易粗略划分。各层求医行为可简单的表述为：头部轻松求医；体部B压力求医；尾部困难求医。现分述如下：
头部轻松求医
头部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这一块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他们要么直接或间接管理医务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要么让医务人员得到实惠（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他们在就医中已习惯了特权：不用排队，免费诊治，特殊服务。他们的求医行为是最为轻松的。其求医行为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
1、命令式：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医务人员给其诊治，主要见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也许权力并不大，但他们可以将全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从心底里反对这种行为。说实话，你生了病就是一个病人，为何还总是盛气凌人，不懂装懂，指手划脚。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有个一官半职。他受的伤并不重，仅为桡骨远端骨折，但在还没来医院时就打电话给院办公室。本来应该经治医师或主治医师接诊，院办非得要主任接诊。等主任赶来，自己已忍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必须强调的是，院办也知道并不是主任就一定做得好，但要给领导心理安慰。只有领导舒服了，群众才能舒服！
2、被动式：有部分医师主动献殷勤，将病人变为被动求医。大凡有点权力的领导，不愁没有人问寒问暖。中国有一点不好，为何做技术的大部分都想做官？他们愿意在权力面前丧失人格，它们变得不学无术，他们专门溜须拍马。这些人最终从医疗队伍中清理出去了――变成了卫生官员甚至政府要员。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使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主动看病变成被动看病。结果有时无病变小病，小病变大病――医务人员有时利用这些人的无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某市新上任的市长，因为吃坏了肚子感到腹痛难忍，市人民医院的医生问了两句，也不敢触摸市长的腹部，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全院讨论（很重视，就是没有人去检查身体）立即手术，由需要晋升的一位副主任医师主刀。结果阑尾是好的，也得割下来。由漂亮的护士打针，一点也不痛，因为她根本就只用棉球擦了一下屁股，做了一下注射的动作。可想而知，市长的伤口感染了，最后还是自己跑到医学院才弄好。他在医学院谁也不认识，但得到真正的医疗。
3、钱砸式：通过使用红包找医师看病，主要见于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随着拜金主义的出现，这一招往往很管用，甚至有时能得到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更好的医疗服务。譬如，大部分医师只是想当一名医师时，或准确地说处于政界无望的时候，对政府官员也多半是表面敷衍，而对于生意人则是笑面相应，周到体贴，可能得到一些实惠。深圳医生中有这样一种说话，领导来了你可以不理，潮州人来了你不能不理。因为潮州人大部分是做生意的，很有钱！他们对医师还比较尊重，因为他们羡慕读书人，不象某些政府官员不把医师当回事。
4、朋友式：认识几个医师朋友，固定找他们看病。很多聪明的政府官员总有几个水平很高的医师朋友，而不是通过中介去看病。有些生意人也有几个愿与生意人为伍的医师朋友。一个电话、几句短信问题就解决了。看病可能在饭桌，也可能在咖啡厅。大部分医师希望有一些社会上的朋友，不一定是为了他的钱或是权，谁叫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讲关系的社会呢？
体部压力求医
体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这一块是求医的主体，有求医的基本条件，有求医的基本愿望，有求医的社会环境。他们没有头部的优越，但也没有尾部的无奈。他们的求医是自然的，常规的，是常人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承受了一定的求医压力，可能是因为医疗改革的失败，可能是医疗资源的不足，也可能是自身心理素质差造成的。其求医行为大致有以下四种：
1、正规式：通过正规手续看病、住院，接受医务人员的所有医疗服务。这种人是目前求医的主流，是当今社会所谓的真正的公民――基本上只关心国事，不参与国事。他们求医的时候，认为我花了钱，你就应该给我服务，但要求也不会很高。作为医师，我们对这种人是心底里尊重，会以自己所学的技术为其认真的服务，但关系仅限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有些病人也许试探性的提一点要求，可能与政策不符的，我们严正拒绝后他们也能理解，不再多想。甚至还有一些人试探性的问医生：“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顿饭”。我想一般的医生都会说：“不用了”。这就是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无意。医生也不缺这顿饭钱！这种人得到的医疗服务是目前医疗市场真正的服务。我可以以一个医生的人格担保，你们虽然没有和医生建立良好的友谊，但你们所得到的服务是等值的。千万不要认为不给医生送红包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社会的误区。
2、过分式：只有普通人的地位，想有头等人的医疗服务。他们也许是一个普通工人，但要求住高干病房，因此和工厂负责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他们本是身体营养正常，但要求用白蛋白等高档药物――也许因为同一病房的某位病人正在用！这就让医务人员觉得他爱贪公家的小便宜。也许他们是一个病情很轻的病人，但要求医务人员给予特殊的关注，这就让医务人员觉得他很烦。本来医生认为可以出院，但他们不愿出院，无非是想多得点公伤补助，这就让医务人员觉得他很赖皮。也许这只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对此类病人的心理揣测，但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病人，我想这种揣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这种人往往出院时心里都很不满足，虽然病治好了，但落下对医院或单位的不满情绪。不用说，这种人平时在单位也是满腹牢骚，郁郁终日。
3、维权式：时刻想着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超过治病这个重要的前提。他们把“王海打假”搬到医院来。怀疑一切，不信任医务人员。当然，这些人群的扩大，归功于那些糟糕的媒体。试想一下，如果怀疑医务人员一切，你还能相信什么？和那些勾心斗角的政府官员相比较，医务人员算是纯洁的了，我相信大多数医务人员都是凭技术吃饭的。最近，看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报道的天价医疗，一方面要承认医院存在乱收费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要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医院真正按照国家规定收费，医院能办下去吗？你国家给医院拨款多少？最近还出现了政府向医院伸手要钱的现象。医务人员比别的行业读书都要多，都要辛苦，为何偏要比别的行业拿更少的钱？我作为医务工作者，绝对不反对维权，但请你记住你来医院的本来目的!
4、消极式：对医务人员的表现失去信心，对自己的疾病失去信心。这种人其实是有条件治疗疾病的，但治疗不是很积极。看病不及时，吃药不遵医嘱，对医务人员也不够尊重，对自己的生命不重视，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是我的远房亲戚，双侧输尿管结石，无尿，全身浮肿。我看后要他去住院治疗，他说上次和他相同表现的一个病人去医院治死了，所以不想去医院。后来经反复说服，取石后痊愈。这种人就是道听途说，把临床表现相同的就归为统一疾病，对就医表现消极。
尾部困难求医
尾部包括：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一块要么刚解决温饱问题，要么是饱一顿饥一顿。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到医院求医的。他们一般没有太强的求医意识，也没有太高的服务要求，他们认为求医是困难的事情。其求医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1、赌博式：也许生一场病会导致倾家荡产，所有的希望就在这次治疗中，见于年轻的农业劳动者。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所以，他们希望医生用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药、最快的速度为其治病，至于费用嘛，反正就是这么多。这往往使医生很感动，也很为难。原因是有时候并不是说用多少钱治好就能治好的，可能最终的结局是人财两空。医生明知这种病人会出现不好的结局，但又不可能明说要其放弃治疗。因为病人已处于一种赌博的状态，如果知道其用全家所有的家产还不能治好疾病，精神很快就会崩溃。
2、量贩式:告诉医生经济状况不好，要用最简单的治疗，最便宜的药物，甚至还和医院讨价还价。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医院不讨价还价。其实，我在急诊科工作期间，就遇到许多讨价还价的病人。他们讨价还价的方式和常规的商场不一样，总是说太贵了，我是没有工作的，能不能便宜一点。或是说我没带那么多钱，能不能便宜一点。其实，真正需要抢救的急诊，我们医务人员是不管你有没有钱也要抢救的。
3、找茬式：重点不在治病，专门找医院的茬。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谋生的好门路。我又要说，这还是归结为那些吃饭没事做的记者的功劳。现在有些无业者已经把找医院的茬当成一门职业。当然也有专门找车主的茬的。我在骨科值班时一月之内曾经接诊过同一病人3次。病史简单，就是被车撞了。X线片总是足趾趾骨的骨折，且在同一部位。明显是诈骗司机。我不得不揭穿他的阴谋，但他说：医生，请你不要砸我的饭碗，否则我下次专门来找医院的茬。好吓人！
4、无赖式：反正没钱，赖在医院不出去。这种人对医院不提过分要求，只要不赶出去就行了。民政局不管，公安局不管，他们随便找个理由住进医院，就当养老院了。这在医院最多见的就是“三无人员”。在深圳这么发达的地方，都有这么多的“三无人员”，内地应该也不少吧？有谁在管理这些人？对于这些人，医院成了弱势群体，因为不能赶出去――怕曝光！不能不治疗――怕死掉！不能向外说――国丑不可外扬！还得有医务人员掏钱买盒饭――饿死更不得了！
三、从求医行为看社会水平
总体看来，求医行为中不管是哪一层，都能反映社会水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一层使用“命令式求医”表示他们常常在不该使用权力的时候使用了权利，不该充当内行的时候充当了内行，这反映社会管理层仍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而“被动式求医”反映医务人员的趋炎附势现象。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这一层使用“钱砸式求医”助长了社会拜金主义的出现，也导致了部分医生见钱眼开。朋友式求医反映社会的江湖义气，大有用国家资源办私人之事嫌疑。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这5层，是社会的主体。求医压力的出现是自然的，不是医疗本身引起的，而主要是社会竞争引起的。都想向头部靠拢，都想远离尾部，怎么会没有压力？但出现过分式求医、维权式求医、消极式求医往往是社会浮躁心态的结果。比权力、比金钱，最后实在没什么比了就比医疗，比用药。所以医疗改革应该多征求这些人的意见，而不仅仅是国家管理者闭门造车，因为国家管理者根本就不会理解求医的压力。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2层不管在任何朝代都是最底层，也许在当今“人人平等”的社会不该这样说，但事实就是这样。他们求医困难，不能怪医生，这是社会医疗资源不足造成的。国家对医疗行业投资过少，这种投资还只能满足头部这一块人的基本医疗，又怎么可能顾及尾部这一块人？所以其赌博式求医、量贩式求医、找茬式求医、无赖式求医都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反映这个社会存在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在整个人类都存在，不光在中国，所以不用担心。而正是贫富悬殊才激励人类进步，否则社会不会发展。
求医行为与社会水平的关系密不可分，求医行为中的种种现象除源于封建社会主义思想外，大部分可归因于医疗的市场化。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在目前中国的这种社会水平下是不可能成功的。医疗市场化必然导致求医中的官僚主义、拜金主义、趋炎附势、浮躁心态、贫富悬殊。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医疗市场化。而在人类文明的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靠什么？靠教育！社会水平低实际上是教育薄弱的反映。这一来，我觉得找到了答案：改革中忽视了教育或是教育中走错了方向。现在读书不难吗？教育的产业化使没钱人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使有钱人不用读书。如果一个社会连受教育都难，还有做什么事不难？受教育难必然导致学医难，学医难必然导致求医难。求医难的时候，如果按照现在这种做法，只抓表面现象，一味找医务人员的麻烦，到时候求医更难――因为学医者会采用逃逸，会选择放弃。一个简单的推理，教育如果是免费的，学医就不用花钱。学医不用花钱，医务人员必然增多，甚至出现全民皆医的局面，到时候就不存在求医的问题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的假设，因为在目前这种政治体制下、这种经济状况下教育免费是做不到的。我认为要想解决医疗改革问题，首先应该解决教育改革问题。而要解决教育改革问题，首先是要改革目前的政治体制，需要真正的人人平等，需要真正的民主。只有这样，才可能人人享有教育的权利，才可能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