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功针刺的理论依据

针刺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临证中能够随时随地做到“治神”，也就是《素问・宝命全形论》所描述的“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其手段是在针刺手法纯熟的基础上，通过内功修炼，培养术者自身的真气，从而做到精神内守，以意领气，手随心转，随心所欲地控制针具，这在长针治疗经筋病的操作中尤为重要。

内功针刺指的是在武术及其他内功修炼基础之上，结合相应的针刺手法，用以治疗疾病的针刺方法。作为针灸临床工作者，内功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临床实践中随时随地达到“治神”的境界。近年来，在薛立功老师的指导下，笔者在运用内功针刺治疗经筋病方面有所体会，借此机会向各位前辈及同道作一汇报。

“治神”说的是在针刺治疗过程中，针刺手法固然重要，但术者的内功修炼及精神状态更为重要，如果在针刺过程中精神过于散漫的话，那就无异于“假刺”，故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不仅在普通疾病的治疗中如此，在经筋病的治疗中更要做到“治神”，尤其在颈项胸腹部深层经筋的长针针刺过程中，如果做不到全神贯注的话，稍有不慎即可造成严重的后果。正如汉代医家郭玉所言：“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在应用长针针刺治疗经筋病的过程中，一些危险部位的深刺，对于初学者有相当大的难度，必须有大量的临床实践之后才能掌握，否则的话很难做到“神存于心手之际”，通过内功修炼则可以明显地缩短这一过程。内功修炼无疑会使术者的触觉更为敏感，动作更为精细，精神更容易集中，神情更为安定。

内功针刺的理论依据

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以前，内功修炼也就是导引、行气等是每个临床医生医学教育中的常规内容。比如在《素问・异法方宜论》论述道：“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F。故导引、按F者，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文中将砭石、毒药、灸x、微针、导引、按F并列提出，说明导引是当时的常规治疗方法之一，是医生必须掌握的医疗技术。尤其是在生活条件较好的“中央”地区，“其民食杂而不劳”(这与我们目前的情况有些类似)，治疗上更是应该以导引和按F治疗为主。

在《灵枢・病传》中还有如下记载：“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歧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其大意是说：我向您学习了九针，自己又看了些方书，其中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等，临床应用时是只用其中的一种呢?还是同时使用呢?由此可见，当时的医学教育中，不仅要求针灸医师要熟练掌握九针，而且还要掌握导引、行气、乔摩、灸、熨、饮药等各种治病方法。并将“导引、行气”列于各种方法的首位，可见对其重视程度之高，导引与行气是先秦医家的重要医疗手段。

关于针灸人才的挑选，《灵枢・官能》指出：“雷公问于黄帝曰：针论曰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解明其事。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以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语徐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等，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对此李鼎教授解释道：“针灸与导引既然都是为了调理气血，自然可以相互为用。”

“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是我们每个针灸临床工作者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问题是“治神”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今人多将“治神”简单的解释为精神专一，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根据程门雪和裘沛然等前辈的治学经验，学习经典著作要专读白文，必须结合文章的前后文来理解其语义，综合全书进行分析，也就是“以经解经”，绝不可断章而取其义，更不可以现代汉语语意强释古代医学经典。

“治神”一词见于《素问・宝命全形论》：“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黔首共余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帝曰：愿闻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以上文字目前一般解释为：“故用针刺方法治疗疾病，向天下宣布的有五个关键问题，而一般黎民只知取用余食，以维持生活，对于针刺的道理及其奥妙是不知道的。第一是治神，医生必须专一精神，才能洞悉病情的变化。第二是懂得养生的道理;第三要熟悉药物的性味和功能主治;第四要懂得制取砭石的大小，随病所宜，以适其用;第五要懂得对脏腑血气的诊断。”对于“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等则注释为：“针刺的重要道理，在于首先治神，医生要精神专一。对于五脏虚实的情况要胸有定见。”

“黔首”一词，首见于《战国策・魏策二》，本为战国及秦代对民众的称谓。《辞源》注曰：意为庶民、平民。一说因以黑巾裹头，故称。《礼・祭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注：“黔首，谓民也。”但是此处本身讨论的是医学专业问题，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及教育水平及其低下的时代，不可能要求普通民众了解乃至于掌握高深的针灸专业知识，即便是在今天，这种要求也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此处的“黔首”，应该指的是医疗技术有待于提高的普通医生，即后文所称的“众工”。正是因为“众工”对于“针有悬布天下者五”，“莫知之也”，只知道“共余食”，其水平当然也就只能达到“虚者实之，满者泄之”的层次。“黄帝”和“岐伯”感到当时的针灸已经发展到了“末世之刺”的境地，必须提高广大医生的针灸技术，以便使“众工”的针灸水平提高到“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的境界。“治”，《辞源》注曰：管理、梳理，惩处，较量，与乱相对(特制政治清明安定)，旧谓王都或地方管署所在地。如在与《素问》成书年代基本相同的《论语・宪问》一书中记载道：“祝D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 可见“治”为长期管理之意，而非临时之举措。

从文中的内容可以看出，“针有悬布天下者五”的五项内容讲的都是医学教育问题，也就是要求医生要在日常的学习之中，练好这五项基本功，然后才有可能在临症之时达到理想的水平。所以，将“治神” 简单地解释为“医生必须专一精神”是不妥的，因为这样就把本属于医学教育的高深内容简单的说成了临症时的精神状态，因而忽略了“治神”与“养身”的训练。“治神”应该象“治宗庙”和“治军旅”一样，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内容。

后文的“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是呼应前文的“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也就是说在这五项治疗要点当中，“治神”是第一位的，这不仅是因为“治神”较其它四项内容重要，也是因为此项内容不易为众人所理解，这是因为当时针灸水平已经到了“今末世之刺也。”境地，高深的道理是不易为“众工”所理解的。正如赵京生教授指出：“此‘治神’非仅一般的集中精神，而是要求达到一种较高水平的精神安定、心境平静状态，颇似气功之‘入静’。” 另外，从全文的角度来看，本文的题目是《宝命全形论》，纵览本篇，皆谈“宝命全形”之旨，也就是重点论述“治神”与“养身”。文章开篇即说道：“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文中旨在说明无论是“君王”还是“众庶”，“尽欲全形”，必须要“应四时”与“知万物”，也就是要懂得养生的道理，当然作为经常接触患者的医生就更不能例外了，不仅自己要有养生实践，同时还要指导患者的养生调摄。

此外，就连我们每天挂在口上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其“正气”的本意也和练功观想有关而非目前中医理论中所指的正气。其原文出自《素问・刺法论》：“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