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与中医医德

德的修行与传承

德的修行：如果我们再对前人关于德的慨念与流变作一个总结，那么，中华传统美德最后可归结为“厚、善、仁、诚”四大慨念与内涵。然而，对于每个世俗的具体个人来说，要做到这至厚、至善、至仁、至诚的德性，又谈何容易!这就成为中华先贤为之探求并要为之回答的难题。

他们给出答复大致为：

孔子给出的答复是，除了立志、克己、践行等主观努力外，他还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自我反省与改过的方法。孟子给出的答复是：“求其放心”(《孟子-告子》)，“求”即寻找，“放心”就是失丢了的那棵仁心，其意是说：要把自已那棵失丢去了仁心善性的本心寻找回来。

他的方法是“反身而诚”(《尽心》上)，即通过不断地反躬自问，反省自已是否诚实无欺，使自已跃升到“诚”的最高道德境界。北宋周敦颐则提出要“惩忿窒欲，迁善改过”(《通书》)的方法，即通过控制自已的私欲与怨气，坚持人性的扬善弃恶，而后才能达到诚的境界。

总归儒家的诸多修德方法大抵为：通过不断反省、去除私蔽、迁善改过、净化心灵，就能显露出善的天性而复归本性，有了这种善的天性与本能，就有了自觉的道德史命担当，从而达到德比于天、天人合德的“诚”，这就是孟子总结出的“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的修德路径。

儒家在探求修德的正确路径与方法的同时，也祭出了人间道德样板比照式的伟大偶像，这个伟大的偶像，就是孔子为之赞叹不已的“大哉!”与“巍巍乎!”的“尧、舜、禹”(《论语•泰伯》)，还有他梦寐以见的“久矣吾不复梦见”的“周公”(《论语。述而五》)。孔子认为，尧、舜、禹、周公是人伦之至的理想人物与道德典范。孟子也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北宋周敦颐指出：“诚者，圣人之本。”认为历史上的圣人就是人们致诚至德追求的榜样。

德的传承：综合上述，在中华美德的历史流变中，中华美德的形成，大抵经历了先由个体行为的修养与示范，而后才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源头发端;其后，又有汇流成“上善若水”与“止于至善”的美德至境;最后又由理想的美德回归到现实人间，确立了“仁” 的道德标准规范与“诚”的最高道德境界追求。

与此同时，在中华美德的历史长河中，也矗立起尧、舜、禹等道德偶像，并摸索总结出一套中华独有的伦理道德理论体系与修德方法。“德者，得也”(《礼记》)，从此，中华民族依据自已这套独有的道德理论与修德方法，不仅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同时也使我们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衰。

中华美德的历史长河流变到近现代，其“德”的基本内涵与行为标准并没有消亡与过时，它仍是我们民族人立国兴不可缺失的精神力量，有的只不过是赋于了不同的时代理念而显其不同的时代语言特征罢了。例如：

周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古老德性，它不仅是近现代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时也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厚德载物”与“上善若水”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高度概括，已成为今人高度认同的公益广告。

春秋战国时期“仁”的概念与道德标准，在新中国不同的历史时代，被升华不同的道德语言，诸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奉献爱心或爱的奉献，以及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严已宽人、互相理解、将心比心、礼让宽容、仁至义尽、以人(仁)为本等道德观念与人际关系。

历代儒家对“诚”的诠释与求诚，在我国近现代也有不同时期的言语表达方式与诉求，诸如全心全意、真心实意、真实可信、求真务实、诚实可靠、诚以待人、诚信做人、诚实无欺等道德观念。直至现代，诚信的话语位置显得更为突出，出现了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语言直白与道德谴责。

前人关于道德修行与求诚的“反省”、“迁善改过”、“由已及人”等方法与路径，也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点，例如：陶冶情操、道德修养、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以及一帮一、一对红、群众评议、考核评价等道德净化方式与方法。

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自推出“舜尧禹”等中华道德圣贤后，新中国在继承前人道德典范的基础上，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推出不同的道德榜样。例如，毛泽东主席曾经不仅写有“六亿神尽舜尧”的诗句，他还提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其后有焦裕禄、孔繁森等道德典型，以及现代推出的各种不同的道德榜样，他们在《感动中国》的同时，也唱响着不同时代的中国精神文明。

上述可知，中华传统道德元素、道德价值观、道德标准评判与语言表达，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其自强不息、自尊自信、厚德载物、礼让宽容、以仁(人)为本、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真心实意、求真务实、诚实做人、以诚相待、真诚无欺、恪守信义、自我反省、迁善改过等，至今仍是中国社会所推崇的基本传统美德与做人的自我规范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