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宗教与人生的关系是什么？

前言：哲学、宗教、精神医学――样样都是大题目，整个人类至今未解决的问题；三者的中心内容只有两个字：生死。生死是人一辈子最真实的事，任何一个人都有对生命的独特体验，享有发言权。所以，虽然题目浩大，我不惮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并不在意它是否合乎典籍。

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哲学家、宗教人士亦或唯技术主义的科学家，或者是三餐一倒的平头百姓，只要有生命，都面临生命的最原始逼问，即“为什么活着”和“生命的意义何在”。生命是有限的，当死亡来临时，曾经奋斗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所以不得不怀疑生命存在的价值。生命究竟是痛苦还是欢乐？是以此生为永恒还是依此生为虚幻，是承担还是超越，这些问题将伴随人类的存在而永远存在，有人将之称为终极意义。

人之所以为由这些反思是因为人具有理性。从这一点讲，心外无物，世界存在于我们心中并不为错。如果人没有意识，万物虽然依旧存在却进入不了我们的大脑，虽然生命个体依然与周围世界发生各种关系，如觅食、躲避危险，繁衍后代等，更多是本能的反应，世界和这个主体没有隶属于主体的沟通，环境是环境，他是他，彼此独立，各不相扰，反倒单纯自在。人则不同，好比我在写这篇文字，别人读这篇文字时，其实我们完全在讨论一些抽象的东西，不存在于客观世界，而存在于我们头脑中，文字和思想都是主观的。所以，我思故我在，理性是人的本质。

因为有理性，才会反思生命，才有迷惘和痛苦，也包括快乐。生死，是哲学宗教的最大的命题。哲学的源头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说的是什么？是时间的单向性，以及生命的单向性；到西方第一智者苏格拉底，首先把死亡奉献给生者，从此死的阴影清楚的盘踞在人们的认识里，挥之不去。但是，探寻生命的传统继苏格拉底之后并未传承下去，哲学家们跑去思考一些纯粹形而上，诸如本体论、世界第一性的概念，而遗忘了真正的生活。直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出现，才把关于生命，关于生活这些朴实的问题重新严肃的思考，回归了古老的哲学传统（第一轴心时代）。

古往今来，对生死问题看得最透的，我认为有三个人：中国的庄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和法国的加谬。这三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存在主义者，虽然观点并不一致，但“存在”的问题始终是他们的终身课题。生存本质是荒谬的，其中，加谬最严肃，“带着眼泪的欢笑”；庄子最逍遥，“死生如梦”；释迦牟尼最达观，“生死即涅”。三者都是就死论生；如若就生论死的话，鄙以为，不用再参考什么典籍，读懂孔子足够，“修身立命”“死而后已”，足以承担生命所有之重或之轻。所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三教合一的话，精神是最健全不过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宠辱不惊，进退自如，只可惜，祖宗的遗产很多人未挖掘到，反赖祖宗无德，真是白糟蹋了好东西。

思考生死大义的，出哲学之外，还有宗教。与哲学相反，宗教在于放弃理性。这至少有点让我想不通，就我多多少少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大脑来讲，认为“世上没有救世主”是天经地义的。好像奴隶，跟着主人，交付出自己的命运，当然不会为生活发愁。那一份信任使得哪怕主人卖掉他，他仍波澜不惊的幸福的相信这是他命中最好的归宿；而我，是宁愿做一条野外流浪的狗，承担生活中自己原有的不幸。我的意思是，思考终极意义每个人都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但既然终极意义是关乎个体的事，个体就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亚伯拉罕是基督教里信仰坚定的模范，在他杀亲生儿子这件事，我想了又想，终归想不通。亚伯拉罕杀子向上帝表衷心与易牙把自己儿子煮了讨纣王高兴有何区别？如果亚伯杀子之前，知道上帝只不过是试探他，那麽他是滑巧的；如果他真的把儿子作为祭品献给上帝，那麽他是自私冷酷的，因为他是在以儿子的生命作交换，换回的是上帝对他永久的庇护。所以，在克尔凯郭尔设想亚伯拉罕带儿子以撒如何去摩利亚山的四种结局里，打动我的是第二种：此后，亚伯拉罕变得老态龙钟，他不能忘记上帝命他所为……亚伯拉罕的眼前一片黑暗，他再也看不到欢乐与愉快了。（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这是从人性出发的设想，着眼于现世的存在主义者的理解。当然，没准儿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宗教人士定另有看法。我不过是不言不畅。（我认为基督教的好未必在于无知觉的信仰，在于“爱人如己”的慈悲中，故而有舍身饲虎、承担苦难的坚忍。如《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主动投案，接受西伯利亚劳改的心态大大值得体味。）

但幸而世界上除了他力的，启示性的宗教――就是叫人不把自己当人，而当小羊羔的那种，还有自立的宗教，有人称智慧宗教，或哲学宗教。如佛教，或儒道的思想，后者又称为成为宗教性的哲学。（虽然佛教与印度教大有渊源，出于对种族制度坚决反对，本人对印度教也没什么研究兴趣，至于他所提出的真谛门――上梵、俗谛门――下梵和对真性梵和梵神的区别颇有见地，至于另一大宗教，伊斯兰教，其教义之独断更难为我中国子孙所解，中国人遇到危机时，是“观音菩萨、玉皇大帝、上帝老天爷”一起乱念的，油滑的可爱，不谈也罢）。

佛教，儒家，道家之所以能三教合一，在于三者有共同的一点：心性论（傅伟勋：心性体认本位）。及王阳明说的“心即理”，或者用“科学”的说法是“真理主观论”。根据很多人对此结论几乎为反射性地反驳，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就真理的性质而言，历史上的真理观有三种：主客观之间的“符合说”；真理有用说；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说。第一种是科学界应用的观点，真理应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有绝对统一标准的；第二种是詹姆士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他认为真理是证实的。第三种，即人的存在处境与内在体验的一致性，所谓“格物致知”，“尽心知性”前两者可说是主客分离的二元说，后者为超于主客对立的一元论。但是，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法，狄尔泰），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生命的本质，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它与物理学的“力”和“能”的概念的不同在于它的非物质性和不能被度量的连续性。而雅斯贝尔斯（德国，医学博士和哲学教授，曾发表《普通精神病理学》）认为，“生存哲学”是与传统“科学”相对的一个概念，科学只研究存在的一个方面，他只有把存在分割成各种课题，才能处理存在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科学对象的人也是客体，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各从一个方面研究“人”这个客体。但是，存在是不可分割的，存在是一种独特的内在经验，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对存在的体验，它不可重复，且注定是主观体验。因此，个人总是按照个人的生存体验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研究的客体。哲学不是科学，否则，只是把局部当作全部，把客体当作存在。他总结道“（生存哲学）利用专门知识，又超越专门知识。他并不认识客体，而是阐明并实现思想者本人的存在。他由于超越了规定一切存在的世界观而飘忽不定，诉诸自身的自由来阐明生存。”而马赛尔（法国哲学家）将人的处境分为问题和奥秘，科学研究的是问题，问题的对象是客观对象，发生于“我”的外部，“我”可以对之保持距离，加以观察和分析，得到普遍有效的答案；而“奥秘”是“我”投身于其中的东西，这时，我与问题的界限消失了，我不知道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处理我自己，因为“我”面临的是生存处境。所以，哲学家思考时使用的材料都他的亲身体验，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每一个哲学家的思考都必须从头开始，哲学不能象科学那样不断进步，而要不断地重新开始（《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赵敦华）。既然个人体验是独特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如来拈花，伽叶微笑，其中一犀相通的妙境，何尝是读五斗书可读出来的？生死问题，包括当下兴起的生死学，都是个体经验的，虽然有集体生死学，也须建立在个体经验之上，所以，研究生死问题的人，如果完全以科学的脑袋去对待，不如改行研究神经解剖，将更有大发现。

下面论对死生问题的态度和处理。对前人的借鉴主要来自儒道释三家及存在主义哲学。此处，道家主要指庄子。老子的思想太狡猾，老乡把自然无为的天道落实于政治社会层面的人道――傅伟勋，不如庄子更个人主义。

首先，生存的荒谬性。将此困境阐述得最清楚的阿尔伯特?加谬（Albert Camus,1913-1960）他将终极诘问抛给我们“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主要来自于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不管我们忍受多少磨难，创造了什么，最后都会迎来死亡，而死亡将破坏一切价值。忙碌和自以为是的一生最终面临的是一无所有，“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面对这种虚无，我们能不对自己执著的一生发生怀疑？是否值得经历？是否有价值？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因此，焦虑是人的生存常态，无可解救的失望成为人的唯一生活态度。（《西西弗的神话》）而佛教的四胜谛首位第一苦谛“一切皆苦”，真是生也苦，死也苦，穷亦苦，达亦苦，更不用说疾病的折磨，当呈尽心机，历尽了人世悲欢后，发现只不过是黄粱一梦，卢生初醒的刹那，荒谬感想必扑面而至。

既然生存本无意义，那麽是否值得继续煞费苦心地去“活着”。就象余华小说里的来福，当生命中宝贵的东西一一破灭之后，是否值得为生命本身而活？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古今中外，各家各派还是一致的，因为尚未有人鼓励自杀（敢鼓励者都称为邪教）。所以，还是得活着，那么，是在人的生活之外寻求意义还是在生活之中创造意义呢？非理性的态度，即宗教（基督教）的态度，也是有神论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的态度，认为生活的意义不是从理性而是从信仰中获得，尽管这信仰充满了内在悖论。在生活之中创造意义，是无神论的态度，是西西弗的态度，也是儒道释的态度。――佛家虽然有佛祖，那只是世俗谛，“见性即佛”早已取消了膜拜神灵的立场。

西西弗，一个荒谬的英雄，他的命运是把一块永远会落下来的巨石再不停地推到山上去。他的劳作永无止境，是重复的，无意义的，但他把无意义的生活看作一个可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过程。加谬说：“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这块巨石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沙砺，只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经验主体性）。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从中可以看出，存在并不是静止的Being，而是流动的Be-coming。（柏格森）所以，生命本身就是价值。

佛家的观点同样积极（指大乘，更偏指禅宗）。憨山大师在《梦游集》中说，“所谓迷之则生死始，悟之则轮回息。……所以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以此心为一切圣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则为至圣大乘；少悟此心即为二乘；不悟即为凡夫”，从“心染一切染”转移到“心净一切净”，从一切皆苦的厌世论调转移到世俗事件的积极任务，如禅宗所说“一日不耕，一日不食”，对于将胜义谛落实于世俗谛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天台宗肯定“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禅宗提倡“日日是好日”，“平常心是道”，更破除了入世与出世之分，生与死之别，强调随时随地“照顾脚下”，更树立了“人间即是净土”的积极生活信念（傅伟勋）。所以“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但莫造作，只是平常，只要还了人的本来面目，自性即佛，还到哪里寻佛？“生死即涅”，还需要什么其他的超脱？这种老实的人生态度，不但承认肉体的毁灭性，也承认肉体的各种欲望，也接纳满足肉体的欲望，“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实在洒脱达观，可与格式塔的需要满足说对照参看。所以生活（生命）本身就是不需格外证明的意义。再比较加缪的生活荒诞性，创造意义而言，佛教岂非技高一筹？佛家之立足点原在于“缘起性空”（龙树，《中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意思是诸法（一切事物）皆从因缘而来，本身无固定不变的自性，彰显“空”意。空不是无有或不存在，而是“无自性”，所以，万事万物皆是相互依存，因缘而起，（参见海德格尔的关系论）。而彰显诸法实相为本无自性的“空”，亦无本身的自性，故是一种假借之名，故须“空亦复空”，乃至“毕竟空”，破除空与不空的二元对立，破除有无对立，破除生死对立，破除生死轮回和涅解脱的对立。龙树“一切法空”的哲理是整个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点。它超出了“我”的狭隘，得以整体观的角度看待世界，实在是西方二元论发展到尽头的一个转折。所以，生死轮回与涅解脱原本无二，所谓“不二法门”与庄子的齐物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可以看出，齐物论也已超越了真理主观性，因为自然的法则是超越一切认为价值判断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价值的，它超出了一切形而上学与神学的思辨。

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最为自然。他的妻子死后，他旁若无人地鼓盆而歌，因“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之”。庄子讲求的是“道法自然”，我理解为尊重生命。在灵与肉的关系上，是尊重人的本真欲望。在肉体快乐和精神快乐孰胜孰劣的问题上，也原无二致。（参见功利主义的精神快乐高于肉体快乐原则。）至于本真欲望的讨论，又是另一大话题，不过，凡关于真实的、生命的一切，都应得到尊重。（应用到神经症上，没有好和不好的欲望，只有真和不真的欲望）。对庄子批评最多的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此大可商榷。我个人更愿意从无妄为去理解无为的含义，更何况，中国的理想人格是“外儒内道”，有道家的清心寡语作核心，才有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一刚一柔，配合默契，否则四大古文明中，三大文明均凋亡的今天，中国文明何以独存？

最后谈到儒家。儒家是最积极入世的。他的安身立命的原则是“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和“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他强调的是世俗间的人伦道德。具有人本化的宗教信念，认为：人生即是一种天命或使命，将天命内在化。这种非我莫属的使命感使生命不但不荒谬，相反，崇高而神圣。因此，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贯彻天命，践行仁道、天道，死而后已。追求天人合一的人也是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