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角色缺位引发的危机与思考：社会变迁对父母抚幼行为的不利影响

以上主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解读动物或人类在繁育活动中雄性或男性和雌性或女性在后代成长过程中行为差异的原因和利弊。对于人类而言，如果再结合社会变迁对男性和女性对抚幼行为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更多的弊端。

现代社会由于女性多数都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使其在家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她们的态度、角色和行为方式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自古强调的“养不教，父之过”也因此发生了相应改变，即父亲在教育子女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和责任被严重弱化。但是，因母亲的天性就有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倾向，会不由自主地去采取一些对子女有过度保护意义的行为。

很多女性更习惯于以女性的评估标准和行为模式去约束或限制子女参与所谓“危险”或“不文明”的活动。例如，母亲会从女性的立场出发，限制男孩子的冒险活动，甚至限制他们的追逐、嬉戏和打闹行为，殊不知这些行为对于处于儿童期的孩子们不仅不会造成严重伤害(例如近期曾有报道称一个11月大小的女婴不慎从6楼跌落，并无明显的损伤，提示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具备了足够充分的保护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还学会了攻击、防御和逃跑的技能，并为以后应付危机建立起相应的反应模式和行为模式。同样，由于母亲作为女性的身份和经历，对一些男性在儿童少年期常有的嬉戏、攻击甚至恶作剧行为不了解并深恶痛绝，认为有这样行为的男孩子将来一定会有不良习惯乃至违法犯罪的可能，会把自己儿子偶然性甚至是因好奇心驱使而不经意中出现的一些行为看作极端危险的信号，轻则在夸大其词的基础上严厉禁止、上纲上线批评，重则如大祸临头一般，大加挞伐、威胁惩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触犯了天条，犯了弥天大罪，从此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表面上看，这样的母亲履行了严格要求子女的责任，但却因为在此过程中存在并传递出过度担心和焦虑，导致孩子在年幼时对自己曾经的“违规”行为过度自责，在此后的类似情景因为把握不住分寸会过度约束自己，丧失了探索新事物、学习新行为的机会。而且，母亲对孩子这种过分的约束和指责，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或许还有相反的作用。如在孩子年龄稍长见识增加后，在审视当初的行为时，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并非如母亲所判断和预测的那样，就会觉得母亲小题大做，增加了对母亲的蔑视和敌意，并可能因此对母亲所有的管束做出强烈的反抗。同样，由于母亲们基于自己对未来事物的预期性焦虑和负性认知倾向，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微小波折产生过分的担忧并做出过度的反应，往往以“一叶知秋”这样的模式来预测孩子的长远未来。导致这种预测的诱因既可以是孩子在某次考试中失手，也可能是某次本身并无严重后果的越轨行为。

实际上这样的预测不仅会造成母亲本人对孩子未来的过分担心，导致母亲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而且还会向孩子传递这样的认知和评价模式，使孩子学会了对他人、对自己的失误或违规行为做出以偏概全的判断，容易形成否定性评价。长远看，在这样认知模式指导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在遭遇挫折后更可能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对他人也会更容易形成否定性态度，不利于与伙伴建立起基于真诚和信任的友谊。

另外，母亲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很难避免自身的情绪化影响。例如，不少母亲在自己处于顺境且心情喜悦时，会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样的行为很有趣，不仅不加批评制止，甚至会以欣赏的态度做出评价。反之，在自己情绪不佳时，会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做出更加过度的反应，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大发雷霆，甚至对孩子的一些具有良好愿望和动机的行为也加以指责。可以简单描述这样的现象：高兴时，好的是好的，不好的也是好的;不高兴时，不好的是不好的，好的也是不好的。这样做的最大害处除了容易使孩子混淆是非观念，更可能引导孩子学会与母亲相处时察言观色和投机取巧，不利于坚持原则行为模式的培养。

母亲主导的对孩子的教育在孩子患病后的反应模式往往会导致孩子对疾病的恐惧，或者对药物乃至医院的恐惧。在儿童少年期，孩子们患病是很常见的现象。多数母亲在自己的孩子患病后常会不由自主地出现焦虑情绪反应，而在少不更事的孩子面前表露无遗，这会使其子女对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出现错误的判断，并在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焦虑。因为，在儿童少年心目中，成年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当他们发现这些成年的亲人都已经惊慌失措，他们显然更会惊慌不已。例如，在幼儿在发生寻常感冒后，不少母亲都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又是不断地测体温，又是不断地尝试各种治疗措施，甚至大惊小怪地将孩子带至医院的急诊室就诊。这样的反应不仅会让孩子当时体验很强烈的焦虑，而且还会在此后患任何疾病都会首先出现明显的焦虑反应，使疾病表现程度加重或复杂化。一些母亲因为自己的焦虑反应，还可能对医生的处置和药物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不遵从医嘱治疗，甚至要求医生按照其道听途说的方法来治疗。与此相似，一些母亲更习惯于相信“是药三分毒”的传说，在治疗过程中擅自减少医生处方药物剂量，导致其子女在内心深处形成抗拒服药的潜在动机。受到这样母亲影响的孩子，在成长中会一直按照母亲这样的行为模式应付疾病，并可能采取同样的模式就医、服药，甚至抗拒到医院就诊。这种现象在精神科患者中尤为突出，其中不乏母亲对其自幼以来言传身教影响所起的作用。

母亲在对孩子教育中的上述特点在现代人类社会尤其是近年来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已经非常突出，在实行了独生子女国策的现代中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城市环境中，很多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几乎都是以母亲的意志为转移，使太多的儿童、青少年成为弱不禁风的温室里的花朵甚至是试管中的豆芽，严重损害了他们作为一种生物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甚至他们的体能、胆量、追逐和奔跑、防御和打斗的能力都严重衰退。面对近年中俄小学生足球赛0比15的比分和小胖子累趴下的现象，我们不能不说是这种充斥了过多母爱的过度保护教育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中国当代社会中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已经逐渐明显起来。娱乐明星中已不乏这样的代表人物，草根阶层中也出现了不少几可乱真的“伪娘”。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难道没有理由说是母亲的角色过于强势而导致的吗?其实，那些强势女性外表强大的背后很可能有着相当虚弱的内心世界，一旦遭受挫折，最有可能出现全面的崩溃。因为本质上，这种强大往往是缺乏相应心理基础的“空中楼阁”，或者就是外强中干。

在当代社会，除了母亲主导对子女教育导致了父亲角色的弱化之外，祖父母、外祖父母介入对隔代人的养育和教育活动也是削弱父亲角色的重要原因。由于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现代人的生育活动也变得与以往有了巨大的差别。晚婚晚育，使得一些人要到年近30甚至40岁才生育，在这个年龄段生育的人，尽管自身成熟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有巨大的优势，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这个年龄段初做父母一则因为自己的阅历开始趋于保守的心态，会对子女相对多的限制和保护，二则因为经济实力相对强，会更容易为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养育环境和条件，使人为因素对后代养育的干扰增多，更容易养育有骄娇二气的孩子。而且，在这个年龄段身为父母时，其父母也多处于退休养老的阶段，含饴弄孙是其父母最大的乐趣，自然会热心地参与养育隔代人的活动。然而，年长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到对孙子、外孙的养育显然会受自身人生经验和年老心态的影响。人生经验使他们更多地看到危险，为避免危险而可能比其父母更在乎小孩的安全问题，以致会更多地限制孩子的冒险或探索活动，也更多地对小孩实施过度保护的措施。年老心态则会让他们经常感受其自身生命在其孙子的幼小生命中得到延续的快乐，自然也就舍不得让这个幼小生命有发生任何闪失的可能，竭尽全力去防范、避免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冒险和探索，自然会采取相应的限制与过度保护，甚至会限制小孩参与同龄儿童少年的交往活动，而忽略了对孩子健康心理品质的培养。

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养育隔代后代的问题还在于来自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之间在养育后代认识上的矛盾和差异。例如，小孩在祖父母家中接受的某些教育恰恰与在外祖父母家接受的截然不同，会让小孩难以正确分辨是非，混淆了孩子的是非观念。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养育隔代后代的问题还在于他们与自己子女之间在养育后代认识上的矛盾和差异。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其子女对隔代孩子成长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以及人生态度的差异，会导致对孩子是非观念、行为特征受到相应的影响。例如，父母会因顾及孩子的长远利益，而会对孩子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而祖父母们往往会因为觉得这样的严格要求会让孩子受委屈、受痛苦而加以干涉或修正，不仅让父母的权威大打折扣，同样也会混淆孩子的是非观念。

令人更为担忧的是，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特别作为独生子女家长的父亲，也有一些人对孩子有类似于母亲那样的过度保护行为。这其中既有这些父亲本身成长过程中受到母亲强势家庭中母亲教育影响的因素，也有“独子难教”把握分寸困难的因素，更有因对“独苗”弥足珍贵的爱护这样不同于以往多子女家庭父亲的心态。如果父亲的个性和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女性化特征，这样的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只是另一个母亲，甚至是“更坏”的母亲。因为父亲作为男性的自身雄性特征不够鲜明不仅不能对母亲的教育模式形成平衡性的制约，而且还强化了母亲教育模式的缺陷。中国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父亲的个性是否具有充分的诸如阳刚、坚强、勇敢、心胸开阔之类的雄性特征，以及是否能够充分表现出这样的雄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父亲是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的子女是否有可能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相对明显女性化特征的父亲正是较为“熊”的“将”，其子女必然具备同样“熊兵”的行为特征。如果从社会进步的意义来分析，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因为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也会延滞社会的进步：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懦弱特征会妨碍他去大胆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者妨碍他探索具有创新性质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懦弱则会制约他探索创新的领导方法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