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历史文化渊源流长，中医医学博大精深，而肛肠疾病更是从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就已被历代医学家所重视。据历史记载，传统中医对肛肠疾病的治疗方法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家就提出了“痔”、“瘘”的病名，后为世界医学所采用，沿用至今。《庄子·列御寇》有：“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提出痔疮病名，后被医学界采用。《淮南子》有“鸡头已瘘。”
提出肛瘘。在有名的医书《皇帝内经素论》(公元前240年)中曾记载痔形成是由于“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癖为痔”。以后在古代名医扁鹊所著的《难经》中也有不少关于肛门解剖的记载，如《肛门考篇》中记有“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二寸，长二尺二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在药物方面《神农本草经》(公元220-250年)中所记载的365种药味中65味药物对肛门病有效，如《槐花》。
《难经》最早记录了肠息肉病，肠道癌。
《灵枢肠胃篇》记述了结肠、直肠的长度、大小、行走。《灵枢·水脏篇》最早提出肠道息肉的病名。《灵枢·刺节真邪篇》最早描述了肠道肿瘤。《五十二病方》最早记录痔结扎术、切除术等。
《神农本草经》首载了脱肛病名，提出五痔病。
《伤寒论》张仲景首创了肛门栓剂和灌肠术，《伤寒杂病论》发明肛门栓剂蜜煎导、灌肠术。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记述了针灸治疗脱肛、痔、下痢等肛肠的方法。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详列痢候四十种，对肠道病进行了较全面记述，对一些病认识比较深入。
汉朝
在汉代到明朝前这一历史时期，肛肠学科不断充实、发展，东汉时期我国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公元196-204年)在他著的《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蜜煎导”法，发明了一种将蜜炼后捻成如小拇指一样粗细、长二寸许的小棒，冷却后，放入肛门内用于治疗便秘。这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的栓剂。
隋代
隋代名医巢元方(公元610年)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痔的体育疗法：“一足踏地，一足屈膝，两手抱犊鼻下(膝盖下)，急挽向身极势，左右换易四七，去痔五劳”，唐代《外台秘要》一书中第一次记载了“以水三升煮盐三合使沸，适寒温，以竹筒灌下部，立通也”，这样一种使用竹筒做灌肠器的盐水灌肠法。
唐朝
唐代名医王涛著《外台秘要》(公元752年)记载“病源脱肛者，肛门脱出也，多因久痢后，大肠虚冷所为，痢而用气呕，其气下冲，则肛门脱出，因渭脱肛也。”说明当时医学已经认识到直肠脱出的原因与身体虚弱，直肠周围组织松弛无力及腹内压力增大有关，这与现代医学观点是十分吻合的。
宋代
到了宋代，我国对肛门病的诊断和治疗已基本齐全，有了专门的痔瘘医生，根据《普济方》(公元1406年)记载宋代时宋高宗患痔，朝中有人荐请临安(今杭州)的痔科专家曹五。他使用了取痔千金方给高宗治愈了痔疾。取痔千金方是宋代发明的枯痔散的一种，将配成的药粉贴敷在痔核上，使痔核坏死脱落，得以治愈。以后，枯痔疗法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同时期的1422年，西方国家中英国皇帝，却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死于肛门疾病。由此看来，当时我国肛肠科医学发展远远先于西欧。
宋代的枯痔疗法开始流传到国外，至今在日本、东南亚等国还仍沿用着这种疗法。自明朝、清朝以来，肛肠学科日益完善，祖国医学中对痔等肛门病的病因有了很详尽的阐述，像《外科正宗》、《正宗金鉴》、《太平圣惠方》、《疮疡全书》、《奇效良方》、《外科大成》等书中都有记载，他们认为痔有职业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提出了久坐、负重远行、久忍大便，久泻久痢，饥饱无度，饮食不节也是痔形成的病因，古人提出了，妇科妊娠、小儿啼哭，同样可以促成痔的生成，这些观点同现代医学中因腹内压力增高可以导致直肠静脉血液回流不畅，以及直肠静脉丛充血扩张等病因的观点是一致的，与唐、宋时代相比，后者显得更加完善了。
明代
更引入注目的是明代《古今医统》(公元1550年)中对肛瘘挂线疗法第一次做了精辟准确的阐述：“药线日下，肠肌随生，辟处即补，水逐线流。疮口鹅管全消。”肛瘘挂线疗法，是肛肠科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金星，这一论点至今已历时四百多年，仍然极为广泛地应用在临床治疗之中，成功地解决了高位复杂肛瘘术后肛门失禁的难题，这种方法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清朝
明清时代对肛肠疾病的临床研究已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深的造诣。古人对于肛门直肠部位的疾病检查中使用肛门镜、直肠镜(竹制)探针、药线等医疗器械都远远早于西欧国家，并且进一步对肛管直肠部的癌肿、痔核的一些合并症以及先天性肛门闭锁等疾病都有了较完善的认识，明清时代肛肠疾病学说到了发展的全盛时期，为我们积累丰富的宝贵遗产。其中有许多论述对现在肛门大肠学科领域里的理论探讨和临床研究仍然有着指导作用。面对内容极为丰富的祖国医学宝库，进一步总结、发展和继承这宝贵的遗产，将是我们新一代肛肠科医生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